【开栏的话】

　　又是一年清明至，春风化雨，哀思如潮。

　　清明，是慎终追远的时节，亦是情感回望的渡口。我们追忆逝去的亲人，缅怀先贤的风骨，也在生与思之间，触摸生命的温度，体悟传承的重量。

　　在缅怀中学会感恩，在追忆中懂得珍惜。我们把对亲人那份深沉的爱与绵长的思念，静静镌刻于心，凝为前行路上最温柔的力量。

　　即日起，中国甘肃网西北角客户端《纸鸢牵思念·清明寄深情》主题征文正式开启。诚邀你的参与，期待你的来稿。让我们以文字为祭，将未曾言说的想念、深藏心底的牵挂，化作纸上星光，照亮前路——不负春光，不负所爱之人。

　　文|屈杰文

　　母亲走的那天，是农历六月初五。今年，整整三年了。

　　那天清晨，她靠坐在床头，刚喝完姐姐熬的小米粥，头便缓缓垂了下去，再没抬起来……姐姐连声唤她，唤不醒。叫来救护车，拉到区医院。医生看过拍出来的CT片，摇了摇头：脑部大出血，来不及了……

　　往老家拉的路上，姐姐紧攥着母亲的手，始终没有松开。这双手，姐姐牵了无数回：扶她起床，扶她散步，扶她在院里晒太阳。更早以前，这双手做过饭，缝过衣，抱过我们，也打过我们。那天，姐姐攥着它，仿佛只要不松开，母亲就还能活过来。四个小时后，十一点二十分，母亲在那个生活了大半辈子的老院子里，永远离开了我们……

　　母亲这一生，吃了太多苦。想起来，心里就疼。

　　我七岁那年，家里缺粮，经常饿肚子。记得一个秋夜，母亲趁着夜色，去了村里小学的土豆地。回来时，挎着半筐带泥的土豆，煮好给我们吃。那夜，满屋子都是香。第二天，母亲和另两位婶婶却被拉到学校操场，挨批斗。我远远站着，看着烈日下瘦瘦的她，不敢走近一步，只能那样望着，一直望着。那晚母亲回来，像什么都没发生，摸摸我们的头：“妈没事。只要你们不饿着，妈什么都不怕。”她笑着，手却在微微发抖。多年后，我们才明白，那夜她去偷的不是土豆，而是一个母亲仅有的一点本事：宁可把脸面丢在烈日下，也要让孩子吃饱。

　　七十年代末，母亲在大队砖厂干活。她天天省下自己的馍馍，晚上带回家，让上中学的大哥当第二天中午的干粮或分给我们吃。她自己，常常饿着。一次我去砖厂找她，母亲正站在灶台前，给砖厂的人做大锅饭。见到我，她瞅瞅四下无人，迅速掀开蒸笼，抓了两个热馒头塞进我口袋：“快回家去。”我走出伙房，忍不住掏出一个，边走边吃。那个香啊，渗进骨头里。几十年过去，再没吃过那么香的馒头。

　　包产到户后，每年麦熟，便是最累的时节。天未亮，父母便唤我们下地。他俩和二姐弓着腰割麦，从日升到日落，仿佛再也直不起来。手上磨出血泡，缠上布条继续割。我和妹妹跟在后面，拾着遗落的麦穗。麦子割倒，要用架子车拉到场上去碾。车子装得像座小山，父亲在前面拉，母亲带我们在后面推。她满头大汗，衣裳湿透，紧紧贴在背上，瘦得能看见骨头的形状。那时我总想不明白：妈那么瘦，哪来那么大的力气？从地里回来，母亲顾不上喘口气，转身又钻进灶房烧火做饭。我们吃饱睡下，她还在锅台前忙活……

　　记得一次二姐被邻居家儿子打了，哭着跑回家时，母亲正弯腰翻晒玉米。“妈——”二姐委屈地哭喊。母亲没应声，甚至没有直起腰，继续翻着那些金黄的颗粒。晚饭时二姐赌气不肯多吃，父亲问起，母亲只淡淡一句：“孩子们闹着玩呢。”过了几天，邻家那儿的妈来我家借盐。那时盐金贵，母亲却舀了满满一勺，又捡了几个土豆让带上。我当时想不通：姐受过她儿欺负，妈怎么还能对她好？多年后才明白：母亲的心胸，能容得下整个村子。

　　小时候，一进腊月，母亲就开始做新鞋。我们姊妹多，一人一双就是四五双。白天要下地，只有夜里才能做针线活。灯芯捻得小小的，我们半夜醒来，她还坐在那里，“哧啦哧啦”穿针纫线，就着那点微光纳鞋底。鞋做好了，还要洗衣、拆被、蒸馍……屋里屋外，她一样一样拾掇妥当。等什么都齐备了，母亲便坐在门口的凳子上，望着村口，等城里工作的哥嫂回来。初一清早，新鞋齐齐摆在炕沿。我们抢着往脚上套，新鞋紧，要使劲蹬。蹬进去，软软的，暖暖的。母亲蹲下来挨个看，捏捏这个鞋头，压压那个鞋帮：“夹不夹脚？跑两步试试！”我们在炕上蹦跶几下，她就笑了，笑得眼睛弯成一条缝。

　　有一年，我带四岁的女儿回老家。母亲摸着孩子的小皮鞋念叨：“样子好，可不透气。”没过多久，老家寄来一个包裹：一双崭新小布鞋，灯芯绒面，千层底，针脚细细密密的。原来我们走后，母亲翻出布料，戴上老花镜，做了好些日子，给孙女做了这双透气的小布鞋。如今女儿早穿不下了，那双鞋我却一直保存着。

　　2012年父亲走了。我们要接母亲来城里住，起初她不肯，说住不惯楼房，邻里不认识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。可我知道，她是舍不得那个院子，舍不得那些种了一辈子的地。

　　母亲有肺心病和高血压，免疫力低，一发病就喘不上气。平日里，我们精心照料，生怕有个闪失。那几年天气好时，我常带她去黄河边散步，去公园乘凉。有个周末，陪母亲刚进植物园，天色骤变，突降暴雨。我背起她就往停车场跑，等上了车，两人都已湿透。透过后视镜，我看见母亲缩在座位上，嘴唇发白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当晚母亲高烧，呼吸急促。送到医院急救，抢救了四个多小时……

　　母亲肺心病越来越重，走几步就要喘。每天上班前，我和爱人总叮嘱她在家歇着，啥也别干。她答应得好好的，可下班回来一看，家里总是收拾得清清爽爽。我忍不住埋怨，她总是笑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活动活动身体。”后来，母亲一步也不能走了，只能坐着。每次我进门，都看见她正看着我，那眼神，好像要把我看进眼睛里，再也出不来。

　　有年夏天，母亲喘得愈发厉害。哥嫂接她去西安治疗，住了一阵，症状缓解不少，可她待不惯，只好又送了回来。让我惊讶的是她带回了一摞经书。母亲从小没上过学，只认得自己的名字。“妈，您不识字带来这个干啥？”“我在西安急的很，你哥就教我听着音乐抄经文，那样心里就静多了，都写了好几本啦！”她笑着从经书底下翻出个本子，一页页翻给我看。字迹歪歪扭扭，却一笔一划格外认真。“字虽不识，但有的意思懂了，写时心里静，不着急。”

　　我和爱人上班时，母亲在家边听边写，一笔一划照着描，工工整整，每个字都写得用力，笨拙却虔诚。诵经声在屋里低回，古老的句子落进耳朵，听着听着她便懂了，不是认得了字，是明白了意思。下班回家，她常拿出本子，指着经文让我一字字解读，她认真听着，像个小学生。那一刻我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：母亲这辈子，何曾有过这样的时光？

　　母亲年过七旬，那些经文她写了五六年，攒了厚厚一摞。每一本都工工整整，不见一处涂改。我知道，她哪里是在写字呢——分明是把那些无从言说的牵挂，那些独自熬过的心慌，都一笔一画地安放进了经文里。

　　2020年春节，是母亲最后一次在城里过年。年三十那天，我和爱人去超市买年货，回到家，发现母亲又把屋子收拾了一遍。“妈，保洁昨天刚打扫过，您怎么又收拾？”我问。她头也没抬，只淡淡地说：“过年嘛，自己拾掇下心里舒坦。”我鼻子一酸，什么也说不出了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，她收拾的不是屋子，是一份她想要留给这个家的、属于她的年味。

　　母亲的身体，一日不如一日了，几乎天天念叨着要回老家住。那年五一，我们只好送她回了老家，安顿在姐姐家。从那以后，她便再没有回城里。之后的两年里，母亲住院的次数越来越频繁，一年少说也要住上两三回。我几乎每月都要往老家跑，她只要一住院，我便赶回去陪护。每次病好出院，她总是闲不住——不是伏案抄写经文，就是坐在床边做针线。有好几次我回去，看见她低着头，一针一线地纳着布鞋，我说：“妈，您歇歇吧。”她总是那句话：“闲着也是闲着，布鞋穿上舒服。再说，将来我走了，也是个念想。”每次听到这句话，我都转过脸去，假装看窗外。我知道，她做的哪里是鞋，分明是把那些说不出口的爱，全都缝进了针脚里。

　　临走时，母亲总要往我包里装布鞋。有时七八双，有时十几双，愣是把行李箱塞得满满当当。我总说够了够了，穿不完的。她嘴上应着，布满老茧的双手却不停往箱子里装：“慢慢穿呗，又不是让你一年穿完。这都是棉布底的，软和养脚，比外面买的好。”我站在那里，想再说点什么，喉头却像被什么堵住了。我知道，她不是怕我没鞋穿，是怕有一天，她不能再给我做了。

　　母亲离开我们，已经三年了。春节回老家，碰上婶子，她拉着我的手，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：“你妈那个人啊，这辈子没跟人红过脸。”这一句话，像针一样扎在心里，又像暖流一样漫过全身。

　　母亲床头那厚厚一摞经文簿，还搁在原处。我轻轻抚摸那些字迹，纸面粗糙的触感传到指尖，像是还能触碰到母亲的体温。我想，她在那个世界，大概还在写吧。还是坐在床边，还是那支用惯了的笔，还是一笔一画，认认真真。只是写在我看不见的地方，写的不再是经文，而是想对我们说的话。将来我们和她重逢时，再慢慢看。

　　鞋柜里那二三十双布鞋，灯芯绒的面，千层底，五颜六色地码着，看一眼就觉得暖和。我时常取出一双，放在地板上，端详半天，终究舍不得穿。因为我明白，这每一双鞋里，都藏着母亲对我的惦记和牵挂。

　　每次收拾屋子，总会想起她弯着腰擦桌子的模样。她擦过的桌面、拖过的地板、洗过的窗帘，到现在还干干净净，好像永远不会落灰。有时候我盯着屋里某个角落发呆，总觉得她刚擦过，抹布还搭在盆沿上，人只是出去买菜了，一会儿就推门进来，笑着喊我一声。

　　今年初一，我又想起小时候过年穿新鞋的情景——母亲弯下腰，一双一双地给我们压鞋帮，那双手又暖又有力。可早上醒来，炕沿上再也没有新鞋摆着了。但我总觉得脚底下还是软软的，暖暖的，像是母亲做的鞋，还穿在脚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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